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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户外探险**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队员在云南哀牢山失联**，再次引发大众对科考、野外作业及户外探险事故的广泛关注。
罹难的4位年轻人体格强壮，都当过兵，携带着RTK（实时差分定位）设备、森林罗盘、工兵铲、铁锹等工具和约够一天半的干粮、矿泉水，行程中还曾用油漆在石板上留下标志。据新闻报道，现场参与**的人员说：“失踪人员的户外生存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身强体壮、户外生存能力强大的4个年轻人，却在看似常规的野外作业中丧生。我们在**逝者、痛惋年轻生命罹难的同时，必须对野外作业、户外探险的安全风险与管控进行深刻反思。
01、野外作业、户外探险的准入机制是否明确？或许，野外作业规范和户外探险标准缺失，**缺失，是户外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所在。
中国探险协会会员、知名户外人士小毛驴（刘团玺）先生说，这4位**者有没有接受过**的野外作业培训？这个打卡线路他们之前走过没有？这次工作的应急方案有没有？
“在哀牢山这种地理条件复杂、气候多变的环境进行野外考察，作业单位应该具备**的风险管控措施、专业的装备和充足的作业条件、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审批流程。”
“2017年12月，我和幺哥（冯春）、顾伯健就在哀牢山东侧下面的河谷考察、寻找绿孔雀。我们划皮划艇，漂流在海拔七百多米的石羊江有三、四天。中间常下雨，人穿着半身的干衣，冻得受不了，只有不停地移动才能暖和。每次上岸，我第一件事就是点火——河滩常常有枯木，所以还方便。幺哥因此喊我'火王'。而这4位年轻人作业的两千多米中高海拔区域、湿性森林——那里的植被和地形都太丰富、太复杂了。虽然他们带着RTK，但如果找不到一个开阔地带，是没有信号可供RTK发挥作用的。”刘团玺先生说。
资深户外领队岚岩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出台严格的**措施，明确准入机制，制定科学、翔实的应急预案，并对进山进行野外作业、户外探险的组织和人员做好诸如专业资质、计划路线、作业时间、工作内容等必要**的备案，全面掌握野外作业、探险的活动**。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实施**。
02、野外作业、户外探险的装备认知和配备是否到位？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体能、身体素质是否过关作为判断户外生存能力的关注点。但野外作业、户外探险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是适配的户外装备。
据人民日报报道，发现了哀牢山**的4位年轻所携带的雨衣，竟是一次性的塑料雨衣。这样单薄的物品，实在不该出现在哀牢山这样环境复杂、气候多变的野外作业项目中。
哀牢山平均海拔近2500米，最高海拔3100米，虽仅属中高海拔地区，但山势坡度大，且多悬崖峭壁。这种山区经常出现不可控的小气候天气，暗藏凶险。不下雨时，气温大概在6-7度，下雨则会降至零度左右。一旦刮风，没有避风场所或遮挡物，人体会迅速失温。轻度失温，人会发抖和意识混淆。中度失温，发抖的症状会消失，但精神错乱的状况却会加剧。在重度失温的情况下，人会因神经**的错乱，产生燥热的错觉，进而会脱去衣物，从而增加心脏停跳、脏器衰竭的风险。
山中的环境△
今年5月22日，甘肃白银的山地越野赛**的21人，均是失温导致。
在野外作业、户外探险，没有适配的保暖衣物，失温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中国探险协会推出的“全民户外普及计划”，针对不同的户外探险项目制定《强制装备清单》，就是向大众普及户外常识，呼吁重视户外安全，倡导户外运动“有备而行”，希望大众对户外装备建立正确的认知。
**的4位年轻人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野外科考、作业****，抵御风雨、御寒的冲锋衣、加绒的徒步裤本该是其野外作业最基本的户外装备，而绝不是一次性雨衣。虽然，在相关部门公布**者死亡原因和事故调查结果之前，尚无法判断是该中心未配备科学的野外作业装备，还是其他原因导致4位年轻人此行未穿戴，但装备不足导致失温已成为这起事故的基本共识。痛失4个年轻生命的惨重教训，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警醒、重视，从而关注、规范、整改野外作业和户外探险领域的装备安全管理，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
03、应急避难设施是否完善？
人在野外，风险无处不在：天气突变、野兽袭击、自然灾害、高处坠落、迷路、饥饿、高寒缺氧……
岚岩认为，国家应该在户外探险活动的设施、设备上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甚至规避户外事故的发生。“可以在事故多发地段和明显位置设立应急避难所，哪怕增设一些简单的指示牌。”
国外许多成熟的自然保护区，如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通常设有公共避难所或临时小屋，里面存放着简单的**物资、食物、饮用水，作为户外探险者的临时避险场所。部分景区还会设置专职的攀登巡守员，为登山者提供帮助。
国内如北京周边，一些难以**的山区，也慢慢出现村民自发设立“小型避难所”——起初是当地人为自己搭建，用于种地时午休、避雨，后来逐渐成为户外探险人员的避险地。简单的设施、设备，关键时刻就能发挥重要作用——就算救不了命，也能为后期**争取时间。甘肃白银越野赛中牧羊人朱克铭就是利用自己平时避雨、歇脚的窑洞，救了6名失温的选手。
绿野**队总队长海猫说，山野**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无法确定求救者的具**置。
山区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就连搜救人员的无人机在此地也常常失灵。
对此，海猫建议户外探险人员进山前一定要报备自己的行程。可以从手机APP中下载可记录自己行动轨迹的软件，实时显示自己的位置。如果实在迷路，沿途一定设法做标记，既是帮助自己判断方位，也方便**人员搜救。
04、有偿**机制是否可推广？随着哀牢山4名地质人员**事件的全网发酵，不少网友担心外界揣测的“磁场失效”、“瘴气”、“低温”等关键词会吸引好奇心重的户外爱好者前往哀牢山盲目探险，引发新的事故。
网友留言△
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假如违规户外什么遇险，**成本由谁买单？
中国****救护培训导师陈柏豪就曾在接受中国探险协会《牛人》节目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用这些应对天灾的**物资，去为一些人错误的享受买单。”
无论是消防队还是民间**队，国内的**行动大多为免费。有部分风景区试水过有偿**，却在网络引起巨大争议。对于有偿**，社会各界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应该是政什么府的公共服务，公民缴纳的税金就应该包含了紧急**的费用支出。反对者则表示，动用**力量是使用社会资源，个人应该自行承担其费用。
在岚岩看来，有偿**应该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果是在开放的景区正常范围内遇险，景区有义务无偿地实施**。如果游客明知是未开放区域，甚至是禁止区域，仍以身涉险，那么有偿**就很有必要。
事实上，有偿**，在国外早有先例。
在日本，警察、消防、自卫队的直升机是免费的，可如果公共机构的直升机没有空闲，用到民用机，就需要自费。民用机一小时的搜救费用约平均4万元左右。除使用直升机的费用，还需支付搜救人员的劳务、装备、交通以及餐饮等各项费用。再结合搜救的难易程度，总体费用非常高昂。
在**，如果闯入保护区或无人开发、管理和**的地区，产生的**费用全部需自行承担。
“有的国家会把**费用算在门票中，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岚岩介绍，“国内景区或许可以尝试一次性收取一笔费用，将应急**、向导、避险场所等服务的成本都纳入其中。”
有法律人士指出，有偿**机制能否实施、推广，很大程度上在于实施细则的完善，对有偿**行为从法律层面给予规范。另外，实施有偿**的前提，是绝不能出现“不付费就不**”的情况。无论求救者是否有错，请求救助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实施**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良知。
愿逝者**！
钉子探险yy直播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
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人民**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全国总工会副**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理事会的邀请下，**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曾指示我国**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书记处书记**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时任***副**兼任体委主任的**，一直对此事很积极。**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1958年，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一行初次进入珠峰地区，进山公路已初见雏形。
侦察组进山
**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一支**。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的军车，导致16名***医务工作者全部**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1958年，气象人员在大本营设立气象观测箱。
叛乱与变卦
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试登。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工委指示，**市内的**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新闻**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各机关**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上层**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工委和军区机关。3月20日凌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开始全面反击。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机**，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进入布达拉宫。由于***驻**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不得不**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与中方会合。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什么府层面，他们**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
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的教学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因素而已。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和*****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
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随行采访的*****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医务组八个****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翁庆章在6400米营地为队员检查身体，背后为海拔7000米的北坳。
“不惜一切代价”
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副**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要登上去！”
**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终于，****等来了好**，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前进？后退？还是原地休息？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23日，突击组行进在8400米地段。
凌晨登顶
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
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屈银华用冰镐**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的庆祝活动。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截至2008年****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感谢翁庆章先生为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本文图片由翁庆章提供）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杨丽娟
本期编辑：胡程远、朱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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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光荣。
深圳某女大学生，因为长期加班，KPI考核，身心俱疲，就辞去白领工资，去当了一个女保安。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女保安钱少，呵呵，实际上不是的。高档场所的女保安收入挺高的，据说是六七千，包吃包住。相当于女白领的万元月入。
女白领觉得很幸福，因为包吃包住，六千多就是存款了，而且没有加班，没有KPI，工作时还可以走来走去看风景，心情超级舒畅。
推而广之，现在，炸油条贴瓷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副教授，初级劳动的收入，完全超过了小白领，通厕所，当保姆，做月嫂，钟点工，装修队，拎灰桶，敲钉子，都是高收入人群了。
这个变化实际上也符合发达市场的规律。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考大学当白领，只有面子上的愉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了。
有些人不高兴了，我是大学生，我能去通厕所吗？饿死也不去。呵呵，你不去有人去，你回老家吧。
